□丁永秀
有这样一群人，他们常年驻守在乡村，默默无闻，甘愿为大山深处的孩子们掌起一盏精神的灯火，用年复一年的守候，让乡土大地结满硕果累累的桃李，他们就是乡村教师。
兰学良老人将大半生贡献给了乡村教育事业，他用无数个平凡的日子，为山里孩子点亮知识的灯火。他的经历就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乡村教师和乡村教育的一个缩影。如今，依旧有无数个“兰学良”在乡村学校的讲台上无私奉献，尽管教学条件和教学理念有了很大的变化，尽管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，但是从兰学良到“新兰学良”们，有一个信念却始终未变，那就是——要把知识和道德的光热传递给乡村的莘莘学子。
——题记
在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，提起兰学良老校长，很多人印象深刻，曾经在向化中学共事过的老师说他“做事公道”，他教过的学生说他“认真负责”，乡亲们说他：“办了学校，积德积福”。在他的日记本上，工工整整记录着每一段经历：1964年至1978年，将军沟小学；1979年至1990年，向化中学；1990年至1994年，大通县民族中学……这是他一生岁月的浓缩，更是一名教育工作者在乡土大地上春华秋实的见证。
一个老师，一所学校
在20世纪60年代，偏僻的将军沟村几乎没有识字的人。这里地处脑山地区，平均海拔3000米，从村子再往上走就是达坂山。兰学良是家里的老大，从小热爱学习的他，每天坚持往返走近八九公里的路，去隔壁的麻庄上小学，因为将军沟村没有学校。
高原仲夏，阳坡上长满了猪耳朵草、灰灰草还有蕨麻，和他一起去上学的伙伴们，走到半路一个个跑去阳坡上晒太阳、挖“面擀杖”（一种高原野生根茎植物）吃，任凭伙伴们怎么怂恿，他总是目不斜视地走向学校，“面擀杖”的香甜诱惑不了他，晒阳洼（青海方言，“晒太阳”之意）的惬意俘虏不了他，他只想去上学。渐渐地，上学的路上，只有他形单影只一个人，放学了，同伴们远远看见他的身影，一哄而下，和他一起回村去，他成了“放学”的标志。小学毕业，他到大通县衙门庄初级中学读书，读了两年，学校撤了，他就去20公里开外的县城中学上初中，就这样硬是把学上出来了，他成了村子里唯一一个初中毕业生。
初中毕业后，他想要办一所将军沟村自己的学校，村民们求之不得，腾出了三间土房子当教室。没有桌椅怎么办？他用当年打土墙用的墙板，搭成临时的桌椅；没有黑板怎么办？他把石灰抹在土墙上再用墨汁染黑就成了黑板，在上面写字；没有暖炉怎么办？不要紧，他用泥巴做了一个火槽，生火取暖；教室里烟熏火燎怎么办？没关系，教室四面漏风，是天然的通风口，正可以避免了煤烟中毒的危险。就这样，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，将军沟小学开学了。
他既是校长，也是老师，更是后勤主任，既教语文，也教数学，还教品德。第一年还好，只有一个年级，随着年级的增多，到了二、三年级怎么办？没关系，他采用“复式班”教学法，一间教室里坐两个年级的学生，这边给二年级的学生上语文课，顺便布置了作业：“同学们，到院子里把生字生词抄写了。”等二年级的学生去院子里这天然的“大本子”上抄写后，那边赶忙给一年级的学生教算术：“今天我们来算加减法”……老师不够，他就从二三年级中挑选出成绩优异、勤学好问的学生给低年级的学生当“小老师”，这样既发挥了学生的能动性——毕竟最好的复习就是把知识讲给别人听——同时也缓解了师资不足的困境。这一个老师的学校，在偏远的将军沟，首开教育之风，每年招收的孩子竟也有二三十个，调皮的山里娃也被教得服服帖帖，学会了断文识字，学会了背诵“床前明月光”……而彼时的他，其实也只是个初中刚毕业的孩子。
后来，在兰学良的鼓舞下，将军沟村有越来越多的孩子去读了初中。当然，他也没有“放过”这些宝贵的初中毕业生，很多学生毕业后被他叫到学校去帮忙，这个教语文课，那个上数学课……因教学占用大量时间，影响了家里干农活，学生们都干不长，即便如此，这断断续续的“帮忙”，也在最困难的时刻，极大缓解了师资压力。
一个老师的学校，他一干就是15年。兰学良不会忘记，那段创校的艰难岁月，是怎样在“啥都没有”的境地中磨砺了自己；孩子们不会忘记，在那个知识就是奢侈品的年代，学校是怎样于无形中改变了他们的命运；村民们不会忘记，这所小小的学校是怎样为偏远的山村开启了知识的大门；时间不会忘记，这所一个老师的学校，用也许单薄但并不脆弱的坚韧，诠释了真正的教育家精神。
激情燃烧的岁月
20世纪80年代向化中学的操场是一片天然的草坪，在这个操场上，学生和老师们打篮球、跳高、跑步……甚至还举办过全乡运动会。无数学生、老师包括兰学良，在有着天然草地操场的向化中学，度过了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。
1978年，兰学良结束了民办教师的生涯，通过选拔考试转为公办教师，并调入向化中学任教。短短两年时间，他从教研组组长做到了教导主任，再从教导主任到副校长、校长……彼时的向化中学一个年级2个班，初中六个班，将近有二三百个学生。老师们全员住校，大家白天上课，晚上开教研会，当年在那里执教的丁友邦对食堂的大圆桌印象深刻，那张散发着油烟味的圆桌，白天是餐桌，晚上变成会议桌，见证了他们无数次的教学研讨。兰学良以身作则，每天总是最早到教室，最晚离开教室，老师们也不敢马虎，打起十二分精神投入教学工作：教数学的挑灯夜读，攻破一个个难题，再用一根粉笔，把知识传递给学生；教语文的博古通今，用一堂堂生动有趣的课，勾起学生们对唐诗宋词、现代文学的兴趣……兰学良先后担任了语文、历史、政治课的教学任务。自打他任校长后，这所脑山中学陆续有多名优秀毕业生考入大通县师范学校，而彼时的大通县师范学校可是一张“金名片”。于是，陆续有川水地区，甚至城里的家长送孩子来向化中学读书，这所脑山里的学校创造了小小的教学“奇迹”，原来再偏远的学校，只要扎扎实实出成绩，就能“酒香不怕巷子深”。
问他有什么诀窍，他说：“也没什么，就是一门心思干工作。”妻子金国莲包揽了家务活，让他心无旁骛搞教学，“一天到晚都不在家，就在教室里。”如今已八十多岁的金国莲老人笑着回忆。一个月工资三十多块钱，根本不够全家的开销，她就在学校开辟了一块地，种了土豆等蔬菜，还养了鸡和猪，每月自家的鸡蛋就“上交”给学校食堂当伙食费。那时候他们没有丰盛的物质生活，但却简单快乐：阳光正好，一本书，一根粉笔，一堂课，看着孩子们整整齐齐坐在教室里，眨巴着求知的双眼，心里比吃了一顿焦巴洋芋还满足；一个土操场，两个篮球架，无数个清晨和黄昏，他们在这里用青春的汗水，写下了最美好的回忆。一个眉眼里写满了认真的校长，十几个热血沸腾的年轻教师，一群山沟沟里的孩子，在贫瘠的年月，用追光者的执着，让课堂结出了累累硕果……
打铁还需自身硬，当老师自己要有过硬的本领和渊博的知识。1982年，兰学良考取了青海广播电视大学现代汉语专业，每个周末风雨无阻骑着自行车往返三十多公里去上课，平时早晚用收音机听课。一起报名的数名同事都没能坚持下来，只有他凭借顽强的意志力坚持了下来，住在隔壁的老师回忆：“那时经常听见兰校用收音机听课，他这个文凭是实打实学出来的。”他深知“教好书”永远是一名老师的本职工作，后来即便当了校长，他也一直坚持任课教学。
在漫长的教育工作生涯中，他获得过8次县级以上荣誉，从县优秀教师到市先进工作者……搬过13次家，从将军沟小学到向化中学，再到大通县民族中学、大通县第五中学……每一次调任都伴随着一次搬家，学校在哪儿，家就在哪儿。1997年，他结束了三十多年的乡村教学生涯，调到大通县教育局教育督导室工作。即便到了县城工作，也依然四处寄人篱下，妻子金国莲和几个孩子们也跟着他一起，经历了颠沛流离的岁月。1998年，年过花甲的他终于在县城有了一套六十多平方米的家，墙上挂着一幅书法作品，是刘禹锡的《陋室铭》：“斯是陋室，惟吾德馨。”“为了借三万块钱买这套房子，他一双鞋都快跑烂了。”艰难的岁月被妻子金国莲讲成了一阵阵欢声笑语，而她沧桑的皱纹和雪白的银丝，美得像是冬日里傲雪的寒梅。
新变化与新挑战
兰学良是众多乡村教师中的一个，如今，他虽然已经退休，但依旧关注着乡村教育，还有无数个乡村教师像兰学良年轻时那样，奋战在第一线，续写着乡村教育的新篇章。
县城到学校，总共17公里，要经过3座桥， 7个村庄，在大通县东峡镇执教39年的丁友邦老师，记得这条路上的每一个弯道，每一个褶皱和坑洼，对他来说，这条路仿佛闭着眼睛也能走，因为一走就是几十年。最开始，是土路，那时候他还住在乡村，后来是水泥路，再后来变成了柏油马路……这段路，见证了乡村翻天覆地的变化，而他和同事们，则见证了乡村教育崭新的变化。
一栋栋崭新的教学楼，一排排整洁明亮的教室，一个个先进的“白板”教学设备……这是如今的乡村学校。随着国家对乡村教育的高度重视，乡村硬件设施不断完善，乡村教师的待遇也越来越好。兰学良记得，当民办教师时他一个月的工资是4元钱，后来当了公办教师，第一个月工资三十七元七角九分，后来工资一年年涨起来，再也没有老师在学校里种菜养鸡了，乡村教师也不再是人们眼中教拉鼻涕娃娃的“尕老师”，乡村学校也不再是简陋和落后的代名词。人们的教育观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，金国莲老人记得当年她动员村里的大婶送姑娘去读书，却招来一阵嘲讽：“一个女娃娃，念书识字有啥用？”如今鲜少有家长认同“女孩子读书无用”论，也不再有山里娃逃学去挖“面擀杖”吃，大家都知道要让孩子去念书，念好书。
然而乡村教育仍然面临着新的困境和挑战，2006年陈永玺从华中师范大学毕业后，考入大通县民族中学，成为了一名乡村数学教师，刚毕业的他不会上课，第一年所教班的数学成绩很糟糕，第二年被调入衙门庄小学，在那里他潜下心来，改变了过去的教学方法，认真观摩小学老教师的课，用心“取经”，渐渐地他有了自己的教学心得：要让孩子们主动学，他改变了填鸭式的教学方式，给学生留出更多的时间自主学习研讨；要给孩子们足够的信心，让他们知道自己并不比城里孩子笨。“我开始改变看待学生的方式，更多以平等的姿态面对学生，鼓励他们都挺棒的。”就这样，他的数学教学成绩越来越好，有几年期末平均成绩赶上了县城几所重点中学的平均成绩，2018年他被评为青海省优秀乡村教师。“农村家庭教育缺失的问题，还是比较严重的”，陈永玺说，随着乡村留守儿童、单亲家庭的增多，许多孩子面临家庭关爱缺失、隔代抚养引发代际沟通障碍等诸多问题，在乡村，如何让家庭协同社会和学校发挥教育功效，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。
同时，乡村学校面临着生源不均的困境，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，越来越多的乡村人口进入城镇，每年的小学升初中、初中毕业考试后，成绩较好的学生大部分进入城镇学校上学，部分乡村教师将之比喻为“油花花被撇走了”，乡村学校优质生源流失严重。此外，乡村师资力量仍然相对薄弱，优秀教学人才不断流失。
新时代，如何面对乡村教育新的困境和挑战？需要年轻的乡村教师像老一辈乡村教育工作者一样，永远不丧失信心和希望，有困难，就迎难而上，有挑战，就迎风而舞。乡村作为中国教育最基层最前沿的阵地，是践行教育家精神的沃土，而乡村教师，更是践行教育家精神的一个个主体，只有充分发挥乡村教师的力量，让更多乡村教师扎根大地，服务乡土，才能让广袤的乡土大地，春华秋实，茂郁满道。我们期待乡村学子的未来更绚烂，乡村教育的明天更光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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